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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恐怖的內戰到模範的和平~勤奮的薩爾瓦多國民

在與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相比僅有一半土地面積,但卻有超過650萬的人口居住的薩爾瓦多。在中美洲地區,人口密度特別高。在狹小的土地上,人們相互競爭並互相切磋,形成了誠實勤勉的國民性格。拉丁社會通常充滿歡樂且很隨性,但這個國家的人民卻與眾不同,安靜謹慎並信守承諾,所生產的咖啡豆也表現出有著這樣嚴謹的特質。 但是,他們的認真過頭使得戰爭變得徹底。在右翼政府面前,左翼游擊隊蜂起並殺害敵人,直到1992年才結束內戰。即使是同樣的內戰,尼加拉瓜對敵軍士兵也比較寬容,但薩爾瓦多卻以其殘忍的拷問和屠殺聞名。薩爾瓦多在西班牙語中的意思是「救世主」。然而,在內戰時期,這個國家卻沒有得到救援。現在終於恢復了和平,即使仍然懷有恐懼的創傷,但他們憑著自己的努力正朝著復興的道路前進。

恐怖的內戰時代

在1980年代中期內戰激烈的時候,我每隔兩個月就會來到這個國家。從首都機場開車進入市區的30分鐘就已經是冒著生命危險。連高速公路都有政府軍和游擊隊混雜其中。出發前,計程車司機會告訴你「把頭往下壓著窗戶,一路上都保持這個姿勢」,然後貼上膠帶以防玻璃被槍擊打碎。

在市中心,大約20名全副武裝的士兵排成隊伍,在無線電上相互聯繫,巡邏街頭。巡邏的軍用卡車上滿載著士兵,他們持有自動步槍對著市民,警車也是一組兩台,從窗戶伸出自動步槍奔馳而過。上空還有迷彩色的軍用直升機嗡嗡聲響,進行警戒飛行。司機則毫不在意地說「這就是日常生活」。

幾乎每天都有被遺棄在路上的屍體照片在報紙上刊登,臉上被刀割成碎片,帶著拷問的痕跡。這都是由極右翼的軍人組織的「死亡小隊」所為。為了前往前線,我去了國防部拜訪政府軍上校,詢問戰況。當被問到激戰地點時,他指著牆上的地圖各個角落。幾乎是整個地區。當被問及主要的戰鬥時間時,他回答:「24小時」當他為我寫介紹信給東部軍司令官時,他微笑著說:「小心點,如果我沒死,我們再見面吧」三個月後,這位上校的照片出現在報紙上,他成為了暗殺的受害者。

儘管如此殘酷的情況,市中心還是有購物中心出售日本的電器產品。在老街裡的傳統市場,蔬菜、水果等食物擺滿大街小巷。即使是同樣的內戰,與尼加拉瓜不同的是,這裡的物資非常豐富。從支持政府的美國獲得無盡的援助物資。女性們穿著華麗的衣服,就像在紐約購物一樣優雅地購物。爆炸聲不時從遠處傳來,但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聲音。不然就活不下去了。

Photo: Las Comitas. Armée salvadorienne. / ICRC

咖啡戰爭

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慘烈的社會狀況呢?追溯這個國家的咖啡歷史,就會發現答案。當這個國家從西班牙獨立後,政府的中心由勒加拉多(Regalado)家族、索爾(Sol)家族等有權有勢的大農園主、大富豪掌控。他們被稱為「14家族」的特權階層,一手掌握政治和經濟。實際上,這些家族分支眾多,據說甚至增加到了250個之多,讓少數權力者支配著大多數的貧窮人民。

這個社會貧富差距之大,就其他國家來說也屬少見。用鐵絲網圍住的高牆內部是大型的豪宅,持有自動槍的保安人員在周圍警備待命,在豪宅的對面則是擠滿貧困居民小屋的貧民窟。讓人驚訝的是,同為國民卻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。而這種差距的產生,是因為咖啡為「14家族」帶來了巨大的財富。

19世紀末,「14家族」剝奪了原住民的共有土地。他們透過制定法律,迫使這些被迫離開土地的人們,在自己的咖啡農園中強制工作。若原住民無法忍受時發動抗爭,政府就會組織鎮壓用的國家警備隊。這些軍隊不僅用於對抗其他國家,也成為統治國民的工具,而在槍枝的威脅下,2%的人口掌握了國土的60%,形成了一個扭曲的社會。

隨著軍事力量的增強,1931年出現了軍事獨裁政權。隔年,農民手持鋤頭和開山刀發動叛亂,政府下達屠殺所有人的命令。當時被殺的原住民人數超過了3萬人。此後,軍事獨裁政權持續統治國家長達50年。軍方和上流社會的結合建立了一個恐怖政權,壓迫著國民。

「14家族」的富豪們,他們以軍方的力量為後盾,在咖啡農園中雇用貧窮的農民並支付微薄的薪資並從中獲利。當槍口對準他們時,農民只能無言地工作。認真勤奮的國民生產出優質的咖啡豆。到了1970年代,儘管只是小國,薩爾瓦多成為世界第三大咖啡生產國,生產的咖啡比現在多出兩倍以上,在全球市場上建立了穩固的地位。

然而,被壓抑的國民也有極限。1980年,較為親民的天主教大主教被極右翼的「死亡小隊」暗殺,因此左翼游擊隊組成了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黨(FMLN)並開始了武裝鬥爭,這因此成為了內戰爆發的起點。

游擊隊最初發起攻勢的地方是咖啡集散地,也就是該國第二大城市聖安娜。他們停止了咖啡的出口,對經濟造成了巨大打擊,並試圖使政府的國際信用破產。政府方的守備隊在這個城鎮也發生了反叛,殺死了指揮官,整個中隊都加入了游擊隊的陣營。一開始游擊隊佔據了優勢,革命成功似乎已經近在咫尺。然而,由於美國支持政府軍,雙方的實力陷入了僵局,因此這場戰爭變成了一場流血的鬥爭。

當我在1984年來到這個國家時,已經發展成為「咖啡戰爭」了。游擊隊襲擊了國內最大的咖啡工廠,燒毀了3000袋出口用咖啡豆。他們還襲擊了運輸咖啡豆的卡車。損失估計僅咖啡就達2千萬美元。政府非常擔心這樣下去會讓國家經濟崩盤,這也就表示咖啡在這個國家是多麼重要的產業。

Photo: Suchitoto. Slogan sur un mur. / ICR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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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戰的結束和模範的和平

內戰結束於1992年。在哥斯大黎加和聯合國調解下,薩爾瓦多政府和游擊隊簽署了和平協定。雙方在長達十年的戰爭中都已經筋疲力盡。率領「死亡部隊」的極右派指揮官因病去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在內戰期間,造成了75,000人死亡,100萬人成為了難民。

不過值得注意的是,和平轉移的過程非常順利。通常,在屠殺之後,雙方還會繼續互相爭鬥。然而,在這個國家,局勢非常自然地恢復了穩定。這也體現了該國民風溫和的特點。

左翼游擊隊以其名義成為政黨。其中一位游擊隊指揮官當選為國會議員,57歲的薩爾瓦多·桑契斯先生。他曾是小學教師,後來成為教師工會代表,開始在鄉村進行游擊活動,最終成為游擊隊的5位指揮官之一,在山區裡持續戰鬥了12年。他於2000年當選為國會議員。並在2014年當選為總統,自此擔任該職位直到2019年。

有許多游擊隊成員主張不要放下武器,希望一直戰到最後。但是,大多數民眾都希望和平。他們主張為了建設新的國家,應該放下過去的恩怨。因此,政府解散了警察機構,成立了市民警察,讓游擊隊士兵成為警察。政府軍花了八個月的時間逐漸撤退,以達到與游擊隊的平衡。「我們實現和平的過程是世界的典範。它已成為最成功的例子。」桑契斯先生自豪地說。

此後,民主化持續進行。2009年,FMLN在選舉中勝出,掌握了政權。游擊隊雖然無法在戰爭中獲勝,但他們在選舉中實現了目標。2019年,來自FMLN的納伊布·布克萊先生從中間偏右的立場競選,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38歲總統。他是年輕的企業家,也是日本Yamaha Motor的經銷代理商。他就職後首次訪問的國家就是日本。

由於過去內戰的持續,咖啡生產量大幅地減少。儘管如此,農業經濟的大部分仍然仰賴咖啡,現在還是有超過25,000個家庭以咖啡作為生計。因此政府正致力於推動精品咖啡的出口,希望能再重新塑造「咖啡王國」。

Photo: Nayib Bukele

仍然存在的創傷

然而,並非所有事情都順利進行。在內戰期間發生的人權侵害事件的審判仍在繼續進行,國民之間的心理對立也無法完全消除。經濟也無法立即恢復,前往美國打工的人也源源不絕。

內戰結束後不久,我和大約20名日本人一起訪問了薩爾瓦多,前往了曾是游擊隊根據地的村莊。這些避難的村民已經返回。政府軍空襲的痕跡還散落在各處,有些地方還埋有未爆彈。

我看到一排七、八棟由木頭和磚塊手工建造的平房學校。作為復興計劃的一部分,建造學校是當然的首要任務。不僅是孩子們,還有那些因為戰爭或貧窮而無法受教育的成年人也在這裡學習。康復中心中,失去手腳的人們正在接受復健訓練,他們因為轟炸和地雷爆炸中而受傷。23歲的安尼巴爾曾是一名遊擊隊員,他的9個兄弟中有3人被政府軍殺害,4人成為了遊擊隊員。他嘆息道:「從小就只知道打仗,對社會的工作一無所知。」

幫助農民生活的是40歲的修女格拉西埃拉·德·加西亞(Graciela de Garcia)。她曾被政府軍拷打,留下了傷痕。她說:「過去,人們因飢餓和屠殺而只有躺在墳墓的那一刻才得到心靈的寧靜。現在我們能夠活著享受和平的恩惠,我們需要尋找走出貧困的方法。」她計劃的是生產咖啡,因為村裡有足夠的勞動力,所以他們希望在村裡種植咖啡,並考慮出口,積極地尋找願意接受他們咖啡的夥伴。真希望自己也能幫上點忙。

Photo: Près de Perquin. Bombe non explosée. / ICRC

晚上在一個用薄鐵皮蓋上屋頂,在四個角落上豎起細木樁作支撐的簡陋集會所裡,開了一個歡迎會。年輕人拿著吉他唱歌,村民們上演了一齣短劇。政府軍的兩名士兵闖進了一個農家,指責父親是游擊隊員,然後殺害了他。倖存的兒子靠自學成為了法官。在法庭上,他告訴被告人說他就是當時的那個孩子,並根據法律做出了裁決。透過這齣短劇,他向村民傳達了在法治國家中,不應透過暴力來復仇,而應該透過法律來制裁。

在集會所外面,士兵和警察手持自動步槍戒備著。原因是戰爭結束後失業的前政府軍士兵常常會成為強盜,經常襲擊村莊。突然間,集會所的電燈熄滅了,周圍變得一片漆黑。這時我本能地趴在地板上。在內戰期間,政府軍襲擊建築物時,首先會切斷電源,然後破門而入,開始亂槍掃射。我的身體記住了這點,像反射條件一樣反應了過來。不久之後,電燈亮了起來,我和趴在地上的村民對視了一下。其他日本人什麼也不知道,只是覺得好玩。

即使對於只是偶爾來採訪的我,也深深地留下了創傷後遺症。村民的創傷後遺症可能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。在康復中心,因心理問題而經常驚慌失措,晚上因恐懼突然奔跑的孩子們而接受治療的有150人之多。我希望那些受到轟炸和槍戰的恐懼深深烙印在心的人們,可以真正獲得穩定的生活跟精神上的放鬆。如果生產優咖啡可以幫助他們實現這個目標就好了,我真心期盼如此。

這些生產者們克服了內戰的恐懼,心中仍然懷有失去親人的悲傷,但他們依然每天勤奮地在農田裡努力種植咖啡豆。當看到薩爾瓦多咖啡的名字時,希望我們可以靜靜地品味,並想起這些生產者們的辛勞和心情

*Full-width Photo: These El Salvadoran FMLN guerrillas demobilized in Chalatenango, for the Peace Accord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1992. / scottmontreal

Photo: ICR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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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iodista internacional

伊藤千尋 (ITO・CHIHIRO)

國際新聞記者。1949年出生於山口縣。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。學生時代就以國際志工的身分前往古巴協助收割甘蔗,並身為東京大學「吉普賽人」調查探險隊的隊長,前往東歐研究游牧民族「羅姆族」。1974年加入朝日新聞,先後擔任過聖保羅、巴塞隆那、洛杉磯分局局長,同時作為「AERA」創刊的編輯部成員,深入現場採訪東歐革命等,長年專注於報導國際問題。2014年9月退任。現為NGO「哥斯大黎加和平之會」共同會長。至今為止已實地走訪過全球82個國家。
官方網站 https://www.itochihiro.com/